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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中国的左拉
中国的左拉
——漫话吕荧的“拍案而起”

早在五十年代末我就知道吕荧的名字。依稀记得,那是在一本美学讨论集里看到的。但或因过去对吕荧所知甚少,或因接受误导之毒太深,或因他在媒体上出镜有限、觉得他的知名度不高,所以只看了几个名燥一时的的美学家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的论文,而对吕荧只是一扫而过。我还记得,当时我非常欣赏朱光潜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讨厌蔡仪的镜子反映理论,头痛于李泽厚的艰深与玄奥。以后我对美学的兴趣完全转入到西方经典名著的阅读上了,中国美学家的名字,除了朱光潜、李泽厚,基本上就都淡化了,自然也包括吕荧了。
吕荧在我头脑里活起来还是因为李辉文章的强光照射。在《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292-293页)里他以牵扯人们神经的语言把这个当代文化史上的失踪者寻找回来。那是写到逮捕胡风时他推出的文字:

有个人端坐七百人中间,如果他和所有的人一起鼓掌,一起举手人们也许永远不会注意到他。可是一旦他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如果他发出与集体不和谐的声音,那么他就会被人牢牢记在心里,那怕十年,二十年,也会记得那一片刻的他。
……
五月二十五日,吕荧来到会场。
将胡风的问题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吕荧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畴,他还能接受,可如今……

这一天的会上有二十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地重复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这时吕荧走了上去。
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之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词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必赢彩票网
他的话还没说完,会场顿时一片喧哗。谁也想不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的话,明目张胆地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
于是,喧哗之后,是此起彼伏的斥责、叫骂,人们轰他下台。
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将他一把拉开。在七百多人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

吕荧的下场可想而见。当时他虽然没被逮捕入狱,但文革暴起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终于借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打入死牢。
后来在从维熙的《走向混沌》(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里我又看到了他在狱中的情景:

直到今天,我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的外形;昔日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的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喘气的木乃伊。
……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坟茔“586”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后,吕萤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还有闻敏《吕荧的历史悲剧》(见《口述历史》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中的有关记述:

他们住在关猪用的低矮的棚子里,泥土地上垫上些谷草就是铺位了。一到秋雨连绵的时节,积水倒灌,他们就只能睡在泥泞里。那位年纪大的难友没多久就病死了。在那种环境里,死人是司空见惯的,拖出去,埋掉了事……

父亲作为个人彻底消失了。他融入了集体,成为一个硕大无朋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终日轰鸣不已,震耳欲聋,个人从来没有发出声音的机会,即使有一瞬间,这个机会奇迹般降临,父亲也已经丧失了发声的机能……(筱敏的《怀想父亲》)

读到这些文字,我无比悲愤。同时也感到无比兴奋。我震惊,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还能出现如此伟大的人物;我振奋,在以铁和血作护卫的时代竟能挺立出如此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我觉得吕荧的拍案而起较之闻一多的拍案而起更有一种人格的伟力,因为他所面对的势力比闻一多面对的势力更为凶残。我甚至以为,他可以和为民请命的雨果、为德雷福斯辩冤的左拉比肩,理由是同样的:那些伟大人物面对的是多少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国王,而吕荧面对的是弑杀成性的暴虐者。他的抗议,是自觉地选择了监狱,自觉地选择了死亡,这更需要为鲁迅所高扬的大勇者的胆量。尼采有一句话说得好,什么叫强者,什么叫伟大人物,“离暴政五步远,紧挨被奴役的危险。”(转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117、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吕荧不是离暴政五步远,而是就贴在它的身边、直捣它的心脏;最后以无怨无悔的死亡写完了他伟大的一笔。
由于时代的高压和后来悲惨的遭遇,吕荧没能伸展他的美学思想、留下更多宝贵的遗产。可是在我看来,只是这一次惊天动的伟大壮举就可以使他的形象永远矗立在天地间,成为中国的左拉、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原因不仅是在文章和做人中间,做人永远是首要之举;还因为在一个贪生怕死的民族中间更需要一种强大的抗暴性格,用以重塑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说句心里话,我对出生于其间、又深怀着病态般热爱的这个民族充满了极度的绝望感。读历史、看现实,每每都陷入到屈辱和压抑之中而不能自拔。就因为它那巨大造生能力所蘩殖出来的多是懦怯的种子。他们对自我独立的人格从来都没有追求,而甘愿像鲁迅所说的当奴隶。为了活着、仅仅为了活着,为了维持苟延残喘的躯壳,他们可以忍受一切非人间的暴虐和摧残,造成了一部极其痛苦、却又没有一点反抗声音的历史。面对现实,我常常带着恐惧去接近一个真理:由庸众构成的社会是最可怕的。因为它能以“多数”的“拥护”之呼喊窒息和淹没所有“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反抗。就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论,哪怕有一点儿正常人的感觉,都会对反“右”的蛮横、大跃进的荒唐、饿死人的残酷,保持一点良知和义愤。然而历史留给我们的竟然是整个民族的顺从。可恶的也许还不是一般的庸众,而是庸众中的奸邪者,即扮演带头羊的所谓社会精英们。他们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对邪恶的时代进行乔装打扮,在五七年把诗歌当作炸弹,投向虚拟之敌;在饿殍满地的岁月里把散文当花环缠到骷髅头上,还自我增值、美其名曰:此为“散文年”。在有关胡风的问题上,那七百多个精英则用声嘶力竭的叫喊掩饰和遮蔽了绞杀革命同路人的凶残和卑鄙。于是丑剧变成了正剧、屠宰场变成了举世辉煌的圣宴。不过也正是这样昏馈的背景强烈地反衬出吕荧挟雷闪电的光芒,还有中华民族对大勇者的紧迫需要。吕荧以监禁和死亡改写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史,他以和强暴对峙的方式告示了中国人应有的生存途径。从他高大的身影里我们领悟到一个严酷的事实:真理、正义不完全是文章的抒写,它们常常要在血泊和死亡中站立。中国的著作家多如过江之鲫,但如吕荧之抗暴者几乎绝无仅有。在他面前,所有五、六十年代披着时代光环的写作都粪土不如。我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崇敬。但我要把我第一次庄重的敬礼献给吕荧。我景仰他走向主席台的脚步,我景仰旁若无人地坐在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更景仰他面对着那七百个精英喷火的眼睛、向全世界宣告胡风无罪的声音。
吕荧改变了我写作的进路,我想要重绘当代知识分子的谱系和地图。因为直到他被李辉的文字照亮之前,我还燃烧在批判当代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冲动之中。我读李辉的著作,也正是为了这种批判而寻找材料。但是《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还没完成,我就发现了它先天的缺欠:没能给像吕荧这样的精神巨人留下一个位置。而这样的沉默无疑成了权力话语的同谋。我在前面表述过,吕荧的拍案而起不下于闻一多的拍案而起。可是几十年来主流媒体对闻一多的宣传,使他的名字妇乳皆知;而吕荧的名字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箱里。权力话语的偏狭和可怖就在这里,它不会无私地对待真理,更不会公正地对待英雄,其赞扬的对象永远和自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闻一多的拍案而起能证明自己当年造反的正确,所以他可以被供奉到自己设立的庙堂里。吕荧的拍案而起只能暴露自己的丑陋,所以只能将其消灭,随后抛到历史的深渊中。即使出于新政的需要,重新对待胡风事件,但也只是还给一些冤死者的清白,而绝不会把他们当作民族的灵魂。于是吕荧的名字,还有和吕荧一样的抗暴者,只能活在少数良心未灭的读书人中间。他们永远不会享受到闻一多当年的待遇:进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课本里。这种文化策略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将他们遗忘,特别是遗忘绞杀他们的血腥。这是多么缺少真理和正义的民族哇!由是我特别感到彰显真正文化英雄的责任。他们不仅应该被招回,更应该被重新塑象,使其矗立在充满邪恶和不义的大地上,进而昭示人们如何从奴隶走向人。
然而,当我想为吕荧写点文章时,悲愤再一次地冲击我的胸膛。因为就是这样一位巨人,有关他的材料竟然廖廖无几。只是从那些少得可怜的追忆性文字里我理出了这位文化伟人形成的因由和历史。这因由就是他把文化、把学术、把形而上的精神存在当作第一性的、也是终极的追求。在他的心目中,文化、学术、真理及相应的游戏规则有不可随意侵犯、不可随意亵渎的尊严。为护卫它们的尊严,他可以舍生忘死。因为资料的欠缺,我们不敢揣测吕荧对下列一个命题是否有一种自觉,即从人类有史以来,权力就是文化、学术、真理的敌人;文化、学术、真理也正是为解构权力而存在、并在解构权力中发展的。不过从他有限的生命历程里,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他不是那种简单的“书呆子”,起码在他的文化细胞里隐伏着对权力干涉的强烈反弹力。换句话说精神大师们早已把反权力的文化基因植入他的血脉中。所以从年青时代到冤死之时,他始终在拒斥权力的干涉中护卫文化、学术、真理的尊严。新政权建立不久,他就和权力话语发生了冲突,并且因为不能接受老红卫兵们执行的权力话语的批判,愤而辞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教职。其后因为不能忍受以蔡仪为代表的权力美学的霸权,首当其冲地树起所谓唯心主义美学的旗帜,即使被蔡诬为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替反革命分子辩护”(见《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一集第32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也无所畏惧,依然在五七年发文、坚守自己的信念。被塞到死亡之地后,还抱着打字机和蜡烛翻译莎什比亚的巨著。从他那枯干瘦弱的背影里我们不但感受到了为护卫真理而获罪的无怨无悔的安详,而且感受到了宁愿为其走上绞刑架的悲壮。权力可以消灭他的肉体,但无法打倒他的精神和意志。这就是文化、学术和真理的尊严,也是由它而产生的力量。想一想什么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除非已经完全化境的文化圣人。可惜所有关于此情此景的追忆文字都太过于软弱。它们或者止于悲哀,或者止于对“书呆子”状态的描述,却完全漏掉了对一个文化圣者的指认。
写到这里,我想变通一下马克思的话,亡灵的唤起,既是为了树起新的旗帜,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中国有太必赢彩票网多的文化食利者,他们需要精神圣徒的营养;中国的文化有着太多的障碍,它需要以吕荧的精神来跨越。吕荧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丰碑,但愿他永存。
200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