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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卷入学术论争的军阀
不愿卷入学术论争的军阀
文章提交者:冯远理 加帖在 网络批评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不愿卷入学术论争的军阀
冯远理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因为这一期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的意义,正如郑振铎所说,他是“新文化发难的信号”。胡适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陈独秀写下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将明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归有光和清代的方苞、刘大魁、姚鼐喻为“十八妖魔”。最坚定的支持白话文运动的还有一位更激进更武断的大将钱玄同,他是一位古文大家,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在陈独秀提出“十八妖魔”作为革命对象的同时,他又杜撰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两个名词。他更激进的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称“两千年来的文学被文贼和文妖弄坏。”在《新青年》麾下的还有周氏兄弟、李大钊、高一涵以及在必赢彩票网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老英雄吴虞等,一时人才济济。同时,北大的进步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静熙等人创办《新潮》杂志。《新潮》的撰稿人是清一色的接受新思想的北大师生,可以说《新潮》是《新青年》的羽翼。


新文化运动引起守旧势力的不安,1919年3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杂志,标明“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与“东方精神文明”,与《新青年》《新潮》相抗衡。但对新文化攻击最激烈的则是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林琴南虽然翻译了一百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但对新文化、白话文却是极端仇视。早在1917年2月8日,他就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以他特有的敏感对刚刚掀起的白话文运动迎头痛击。在这篇文章里,林琴南虽然采用了“上纲上线”的话来吓唬人,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但到了1919年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节节胜利,他就失去了常态,对胡适更是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林琴南在他的短篇小说《荆生》里,写了三个书生,分别是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刚从美国归来的狄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一日聚宴北京陶然亭,饮酒之时,放言高论,大肆攻击孔孟和古文,忽然从隔壁出现一个“伟丈夫”荆生,指着他们三人大骂了一通“禽兽之言”、“禽兽之躯”,“田生欲抗辩,伟丈夫骈两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睛掷之,则怕死如猥,泥首不已”。接着伟丈夫命令他们三人“鼠窜下山”,“以俟鬼诛”。这篇小说虽然极力写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的丑态和末路,但毕竟还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在另一篇小说《妖梦》里,林琴南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在阴曹地府里,有一所“白话学堂”。这是一处铲伦常、毙孔孟的渊薮,标榜的是“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学堂里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隐指乌龟),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田陈同姓),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亥,影射胡适)。林琴南把这三个鬼杰骂得狗血喷头,还不解恨,又请来“阿修罗王”,把他们三个全吃掉。这两篇小说反映了林琴南这类卫道士狭忌心理和歹毒的心肠。


林琴南写的荆生暗指当时的安福系军阀徐树铮,他希望借徐树铮的手来铲除北大的这一班离经叛逆的书生。但可惜的是,徐树铮本人也崇尚文治武功,素以儒将自居,根本无意充当文化论争中的裁判,更不愿以政权和军事力量去捕杀几个提倡新文化的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以使自己留下千古骂名。其实,不但是徐树铮,在那个时代,许多军阀也嗜尚清誉,附庸风雅,例如,吴佩浮就曾某一问题去信和刘海粟相商,其语言之得体,让人误认为是学人间的学术讨论。没有政治与军事上的大厉害,谁都不肯让自己的手沾上知识分子的血。这固然是民国初年,各派军阀都不必赢彩票网杀号定胆能独大,但又何尝不是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激荡,致使许多军阀接受了新思想的结果。事实上,对知识分子刻骨仇恨的政权,自古以来都很少,而且大都是落后愚昧的政权。北洋军阀对文化的宽容,不但保留了他们的声誉,而且对中国文化的繁荣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荆生毕竟不可多得”,这是胡适事后说过的一句话。学术就是学术,她有自己的规则。不同的观点可以互相争论,在争论中让人们有所取舍。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必须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在西方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传到中国也有几十年了,但是在中国还没有深入人心。像林琴南那样的人,学术争论中理屈词穷就想借助外力把对手打倒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而后快,是极其阴险的。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借助外力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疆独山子二中833600